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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女儿樊锦诗敦煌是我一生归宿广

来源:月牙泉 时间:2023/4/29

樊锦诗

壮丽70年大国栋梁

在北京领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并观礼国庆阅兵仪式后,樊锦诗就马不停蹄地赶往香港,赴“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颁奖典礼现场领取“正能量奖”。她在颁奖礼上表示,保护、研究、弘扬敦煌莫高窟任重道远,守护莫高窟是自己奉献一生的高尚事业,也是需要一代代人传承的事业。对于名利得失,樊锦诗早已云淡风轻。“要是为了钱,我早就离开敦煌了。”说起奖金,她说,怎么花还没想好,想用这笔钱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敦煌的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她说,敦煌是自己一辈子的归宿。在樊锦诗领取“文化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奖章之前,本报记者采访了她。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樊锦诗头发花白,但言谈中却有一种知性和优雅的气度。尽管身材有些佝偻瘦弱,她却撑起了半部敦煌史。她告诉记者,自己的身体不如以前,上了岁数后看东西有些模糊。除了一些非参加不可的活动,她一般都在敦煌的家中待着。

一辈子帮敦煌“续命”

在最近出版的樊锦诗口述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的封面上,樊锦诗这样点评自己:“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樊锦诗说话语调气定神闲。和樊锦诗聊天,离不开她与敦煌结缘的故事。出生在战乱年代,樊锦诗对于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积贫积弱印象深刻。“我出生在抗战时期,从小父母就教育我,要热爱祖国,不能当亡国奴。我们从小唱抗日歌,比如《松花江上》。”在过去那个战乱的年代,个人是没有安宁生活可言的。“我经历过日本的轰炸,当时一颗炸弹就落在上海我们居住的屋子不远处,地下被炸出一个大坑。所以小时候整天都提心吊胆。”

年下半年,是北大毕业前最后一次专题考古实习,樊锦诗选择了去敦煌莫高窟。这次实习,让她深深爱上了这座艺术宝库。年毕业分配,她就到了敦煌,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年,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20世纪60年代的敦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整日风沙肆虐。因为穷,莫高窟连窟门都没有,风沙直接吹进洞窟里。喝苦咸水,点煤油灯,爬蜈蚣梯(在一根木头上打上眼,插上很多短木棍),土屋土炕,冬天漫天风沙时,樊锦诗在窑洞中啃馒头,嘴里也是一嘴沙。冬天最冷时,敦煌的气温能达到零下20摄氏度,生在江南的樊锦诗有些水土不服,脚和手都生出冻疮,奇痒无比,冷得不行时烤一下柴火。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樊锦诗度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黄金岁月”。

一开始,很多文物保护人员没有地方睡,就把过去的马棚当作住处。白天上班时,大家都在各个洞窟里修复文物,只有吃饭时,大家才能见面说上几句话。由于当时非常缺水,洗澡也成了难事。哪怕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她和那一批文物保护者都选择了坚守。“现在,我们的文物保护手段和投入,跟过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名文物保护者,我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逐渐变强大的过程,也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感到骄傲。”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每年的提案都聚焦在文物保护事业。为了防止筹建的敦煌至格尔木铁路可能给敦煌莫高窟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环境造成的破坏,她提交了《关于坚决要求改变敦煌—格尔木铁路设计方案敦煌段线路的建议》的提案,提案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最终促使敦煌至格尔木铁路敦煌段选择了新线路。樊锦诗说,这么多年来,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敦煌“续命”。

“世人都希望莫高窟能够永存,但我们只能延缓,不能逆转。”樊锦诗说,经过近30年的实践,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整套先进的数字影像拍摄、色彩矫正、数字图片拼图和储存等敦煌壁画数字化保存技术,制定了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年,“数字敦煌”上线,游客在影院中宛若在石窟中游览。

“老彭是我一生的幸运”

说到日常生活,樊锦诗反复向记者强调,如果没有丈夫彭金章,自己不可能在敦煌待那么久,也没有今天的樊锦诗。樊锦诗与爱人彭金章是北大同班同学。樊锦诗说,当时自己顶多打算在敦煌待上一年,就去武汉和丈夫团聚。可在敦煌生活越久,对敦煌愈发喜爱,愈发觉得这里才是自己的归宿。“敦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一旦你钻进来了,就不愿意出去了。”

年,樊锦诗借假期来到武汉,与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宿舍举行了婚礼,此后便开始了长达19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年,因樊锦诗不愿离开敦煌,彭金章离开了自己一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系,调往敦煌研究院。至今回忆起这段历史,樊锦诗仍对丈夫有说不出的眷恋与感激。“我们家老彭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伴侣。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樊锦诗说,“老彭提出到我这边。他知道我离不开敦煌,做出了让步。”更让樊锦诗感动的是,这么多年来,丈夫的名字似乎一直排在自己的后面,身份一直都是“樊锦诗的丈夫”,但他却毫无怨言。

年7月29日,陪伴了樊锦诗半个世纪的老伴彭金章去世。樊锦诗是一个特别念旧的人。年春节,樊锦诗一个人在敦煌过。她把彭金章的照片放在餐桌前,和老彭一起吃了年夜饭、看春晚。据樊锦诗的同事介绍,老伴的去世对她是个不小的打击。从那以后,原本话不多的樊锦诗话更少了。彭金章曾说过,等樊锦诗有空后,就跟着她去上海休养。樊锦诗自从当上敦煌研究院院长,就满世界出差,哪怕从院长职位上退休,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种“神仙眷侣”的日子其实并不长。

让敦煌莫高窟再活千年

樊锦诗对敦煌的热爱深入骨髓,和她聊天,说不过5句话都会绕到敦煌莫高窟上来。“不好意思,又说到敦煌了,这都成职业病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她表示,哪怕获得了国家荣誉称号,也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而要继续为保护好敦煌生态环境尽心尽力,让敦煌莫高窟的优秀文化能继续传承下去。说到文物保护工作,樊锦诗面色凝重地说,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远没有到可以停下来休息的地步,文物保护的任务依旧非常繁重。她表示,敦煌莫高窟壁画自然破坏来源,第一是风沙侵蚀,第二是岩体裂缝。敦煌在地震带上,一旦有大的震动,连画都掉下去了。第三是渗水,有的地方水渗到缝隙里已经一千多年,裂缝还在发育。水渗进去后不会蒸发,会慢慢移动,壁画的内层渗水后,壁画就会起皮翘起,出现酥碱病害。稍不留神,一大片壁画就会掉下来。

随着敦煌莫高窟游客数量的逐年增多,文物保护与开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敦煌研究院曾做过统计,每年5月到10月的旅游旺季,莫高窟每天的游客平均保持在人次上下。而科学测算表明,合理的游客承载量应该是每天多人。游客的剧增,对于由泥土、木头、麦草等脆弱材料制成的彩塑和壁画会带来很大的破坏。

樊锦诗说,莫高窟虽洞窟众多,但每个洞窟的空间极其有限,其中85%以上的洞窟面积小于25平方米。游客的持续增多,给文物保护带来极大的压力。监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相对湿度反复起伏,是造成洞窟常见病酥碱的主要原因。

“游客多,可以增加旅游收入和研究院的门票收入,但莫高窟是人类文化遗产中非常珍贵的艺术瑰宝,是唯一的、不可再生的。我们做工作不能光为了钱,还要为了大众,为了社会,为了中华优秀文化的安全与传承。莫高窟不只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我们要对国家、对子孙后代负责,也要对全人类负责。”樊锦诗说,她和文物保护工作者要做的,就是把开放给文物带来的破坏降到最低程度,要让千年石窟“保重身体”,尽量衰老得慢一些,减缓它们被岁月侵蚀的速度,争取让它们再活年。“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敦煌的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我就是一个文物保护匠”

樊锦诗自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敦煌莫高窟,50多年扎根大漠,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了许多荣誉。但这一次,获得“文化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向来不苟言笑的她,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我只是一个文物保护匠,这么重大的荣誉给我,合适吗?感觉受之有愧,自己做的事情微不足道,有些受不起这么大的奖。这个荣誉不仅是给我个人的,更是给几代莫高窟人和敦煌研究院全体职工的。敦煌莫高窟是有千年历史的文化瑰宝,我做了17年院长,加上做副院长也不过三四十年,与敦煌莫高窟的上千年相比,根本不算什么。我的前辈们,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一直做出了很好的表率,我只是接过接力棒做了一点事,还只是那么一小段。苦都让老先生们吃了,可表彰全给了我,说实话,心里有些惭愧。”

樊锦诗说,莫高窟经过70多年的保护与抢救,才能保持到今天的程度,这是几代“敦煌人”的努力,这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不敢贪功。自己当了一辈子敦煌的“守门人”,也算是问心无愧。“我的前辈们给我做出了榜样,他们都是在这里奉献了一辈子。我把敦煌精神总结为4句话,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这些年,我就是按照前辈们留下的敦煌精神,一步一步往前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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