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敦煌#，思绪很纷杂，关于人生、历史、时空的思考，久久凝结于心胸，挥之不去。归来之后，想把思绪变成文字，却不知头绪，只好作罢。时隔几个月，那些思考却总是念念不忘，萦绕心头，就像一场猝不及防的暗恋，离别之后仍琢磨着过往的种种，难以割舍。
兰州刚出兰州城，望着窗外秃山连亘，峰如刀刃，心胸不免慷慨激昂，尤其是过兰州城外的一座大桥时，黄河涌向天际，黄浪漫过天际，这种感觉愈加强烈，自己已无法用贫匮的语言描述，怕糟蹋了这壮丽的山河。脑海里只回荡着王昌龄的那句诗“黄河远山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不由感叹，古人到底拥有怎样的一种情怀，能用语言把山河雕刻的恰如其分，在秦关汉阙颓圮成断壁残垣之后，在胡笳羌笛销声成大漠深处的风嘶沙鸣之后，在铁马大旗匿迹成历史烟尘中的浩叹之后，依旧撞击心灵，神采奕奕。正如余秋雨写到“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竿竹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黄河落日圆孩提时代诵过的那些楼、那些城、那些山、那些水，随年龄的增长成了“一笔沉重的负债”，迫使人想去寻找、踏访诗境实地。如果摊开旅游地图，诗中熟悉的地名如数家珍，柳宗元的柳州，苏轼的赤壁，王焕之的鹳雀楼，崔浩的黄雀楼……这些地方我们没过去，却又去过而且不止一次的到达，有时比我们真正去过的地方更加的真实、深刻。这次的西行也是负债的驱使吧。
一路向西，愈向阳关，愈加荒凉，也愈加的不安分。汉长城、玉门关、阳关，最能唤起人对大汉和盛唐两个时代的遥想。
提及汉朝，首先跃在脑海里的是霍去病绝尘三千里，千里捣王庭的画面，武帝时期的强大以至于人忘记了后来的羸弱，当然大汉不止有霍去病和卫青的奇功伟业，更有燕然勒功的豪气，有投笔从戎的志气，更有“犯我天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没有哪个朝代能像汉朝一般，使得他以后的子孙以汉人自居。
如果说汉朝是一个以武人为荣的时代，那盛唐就是一个文人起舞的舞台，慷慨激昂、建功立业是时代的主旋律。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为把国家建设成一个盛世而添砖搭瓦，连郁闷也尽是愤恨自己壮志难酬，无法报国恩，“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在这个时代格外显著。而放眼当今，很多人缺少个人信仰，更缺少一种集体信仰，迷失在日常的自以为是的生命之重之中，这也许是在世界多元化大背景之下的个人意识的觉醒，也许是自由经济意识的产物。
莫高窟去敦煌，首站必然是因为敦煌学享誉世界的莫高窟，但她却是民族历史上的一个伤疤。莫高窟前有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莫高窟的灾难在学术上无异于南京大屠杀。国外的学者、探险家不远万里，穿越大漠，顶着风沙炎日从莫高窟搬走一箱又一箱沉睡了千年之久的经卷文物，我们的官员却坐在府衙，看着道士送来的古籍书法竟不如自己，喝着茶嘲笑的古人。斯坦因在皇家研究院豪情万丈地讲述着自己如如何从愚昧的中国人手里解救珍贵文物的经历，中国学者屈辱站在博物馆文物的玻璃前心在流血。中国史书里，斯坦因成了盗贼，在英国倒成了敦煌文物的拯救者，历史倒是有多荒谬呢？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如果没有孔子奠定儒家伦理道德的基础，没有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后世就不会出现儒家独大，文臣治世的格局，华夏文明会不会因首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而率先进入工业革命，从而摆脱近代百年的屈辱史。历史不因假设改变，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可思想有错吗，难道因为狼吃羊，不养羊？真正置身于历史中，困于当时的思想和科技，谁又能比谁聪明，有几个人能看得更长远？中国府衙里自以为是的官员何止一个，民国时期那些所谓为敦煌学义正言辞谴责盗窃者行径的学者，却没有一个人躬身力行，前往实地拯救被风沙淹没的历史遗迹。
三危山走出莫高窟，望着千沟万壑的三危山，才长舒一口气。历史的份量很轻，轻到几页古籍，甚至无法触摸，宛如虚空；有时很重，重的你无法背负，一连几个世纪。
特别提示：
1.敦煌境内部分景点对全甘肃人免门票，例如月牙泉鸣沙山、雅丹世界地质公园、玉门关。第一次体会好作为一个甘肃人的好处。
2.为了保护文物，莫高窟内无法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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